新中国成立之初,周总理就有意要在北京修建革命公墓,用于安葬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烈士。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时至今日,八宝山革命公墓已经成为全国规格建制最高、声名最著、红色教育资源最为丰富的公墓
当然,最初在选地方时,一度曾有过波折。
周总理提议修建革命公墓后,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,按照周总理的要求,革命公墓的选地环境一定要具备一定的条件:
“要离城区近,方便交通,环境要幽静,不要占用农田,影响老百姓生活,建好后要把绿化搞好,改善环境……”
吴晗领了任务后,便着手在北京市政府下成立了革命公墓筹备小组,经过一番勘察后,最终选定了八宝山这块地方。
可当时的八宝山并不是一块无主的地方。
这一切还要从追溯历史说起。
一
八宝山的位置在今北京石景山区,是石景山区的东大门。
我们所理解的八宝山就是八宝山革命公墓,其实不然,八宝山地区是一片很大的区域,在这片地区北面并排有三座山丘,上面才依次是八宝山革命公墓、北京市八宝山人民公墓、老山骨灰堂。
当时,之所以选定八宝山为革命公墓的地址,主要是因为这里环境清幽、地势平坦。
至于为何叫八宝山,从古至今也有不同的说法。有的说是山上有藏宝洞,藏宝洞内有八件黄金宝物,也有说是出产八种矿产,也有一说取自佛家八种圣物。
不过,根据后来考证来看,八宝山出产矿产是很晚的事儿,至少是比这座山的名字要晚。
古人称这里是八宝山,主要是讨个吉利的说法,当然按照传统的习惯,人在去世后当然是要葬一个“万年吉地”,因此在老一辈儿北京人心目中,八宝山很早就和墓葬有关。
从新中国成立以来,八宝山地区也发现过不少墓葬,最早的墓葬为汉代,而数量最多的则是晋代,显然从这一考古结果不难发现,八宝山的历史那是相当悠久。
当然,之前我们聊过,八宝山在被选定为革命公墓的地方之前,这里也是有主人的。
这群人是一群比较特殊时代走过来的人——太监。
这都还要从明初说起。
明朝开国前,朱元璋身边有个祖籍交趾的大将刚炳,曾跟随朱元璋开疆拓土,立下赫赫战功,后来追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,远征蒙古,因太受宠幸,成祖时后来为避嫌自愿净身,任司礼监太监,并被成祖盛赞为“钢铁”。
有道是大将难免阵上亡,刚炳一次远征鞑靼途中,死于一员女将手中,据说刚炳战死的地方,就是今天的八宝山,当时八宝山还叫烘炉山(所以有烘炉化钢铁一说),不少老一辈儿人称,八宝山周边村庄的名字来源都和刚炳有关。
这里扯远了。
刚炳战死以后,皇帝体恤他的忠诚,特意在他战死的地方,修建了一座褒忠护国寺,里面还有刚炳的墓葬。老北京人称之为是“刚铁庙”
这件事并非是信口胡说而是有证据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,在今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后院发现了一块墓碑,写着“明洪武开国元勋司礼监太监刚公讳铁之墓”,碑的背面写有“据京都一十八里黑山护国寺”字样。
当然,有关刚炳的故事太多,这里略过不谈,单说这个褒忠护国寺,因为安葬了刚炳这位名太监,所以从明代开始,这里就成为太监们的庇护所。
根据旧社会的习惯,太监属于“刑余之人”,六根不全,绝大多数在年老以后,都不能入祖坟,只能孤独终老,所以太监们为了自己晚年生计,选择抱团取暖。
一直到清朝灭亡以后,这群人仍然有很多。
太监的墓葬群在北京比较集中的地方,除了八宝山外,还有恩济庄,中官村,定福庄。
稍微有点钱的集中在中官村买房、养老,然后就近安葬,大部分太监安葬在京西的八宝山和恩济庄一带,比较穷的太监和宫女只能随便埋在东边的定福庄一带。寺、庙、祠、观、庵、院这些地方会是老太监养老之处,他们死后就在这些寺庙观附属的墓地入葬了。
二
就这么一直传到上世纪三十年代,褒忠护国寺迎来了他最后一任主持——信修明。
信修明实际上是此人的道名,他原名信连甲,字号汉臣。
从名字也不难看出,信修明实际上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,据说在入宫之前,还参加过科举考试,只是屡试不中,信修明结过婚,也育有后代,但也许是因为太穷,所以入了宫当了太监。
信修明晚年时,还写了本书《老太监的回忆》,详述了自己入宫后的一段经历。
当年明月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也说过,太监虽然遭社会鄙夷,但在旧社会,选择入宫当太监的也有不少,甚至还出现自阉的情况。
具体说来,信修明入宫前的情况,应该和明朝时期的王振差不多。
不过,信修明也很不走运,因为他入宫是1902年,九年后辛亥革命爆发,推翻了清王朝。
当然,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太监这个群体在后宫仍然存在,一直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,溥仪被驱逐出皇宫,信修明这一类人也没处去,只好到八宝山。
至1930年,信修明成为褒忠护国寺的主持。
信修明后来又陆续收留了不少无家可归的老太监,还专门成立了恩济慈善保首会,大家一起在这里搭伙过日子,虽然谈不上有多富裕,但能有一处地方供他们安身立命,也算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就这么默默无闻的生活了十多年后,信修明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。
1949年秋,周总理提议修建革命公墓,吴晗奉命成立了革命公墓筹备小组,开始带着工作人员在全北京寻找合适的场所。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之前,其实北京有一座万安公墓。
万安公墓修建于1930年,是个属于商业性质的墓葬地,当然,里面安葬的名人也不少,比如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先生,另外还有著名的爱国抗日将领马占山等等。
当然,万安公墓一开始就不在考虑范围内,原因也很简单,改建比较麻烦,毕竟建国之前,这里是属于商业性质的墓葬地。
吴晗接了任务以后,带着政务院典礼局副局长余心清、北京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走访了很多地方,但都被一一否决。
一次,吴晗带着工作人员到北京西郊一个叫三王坟(未考证)的地方,在当时,“三王坟”这个地方是属于修建革命公墓呼声比较高的地方。
不过,吴晗实地考察后发现,三王坟地势比较平坦(也有资料称此地修建革命公墓需要占大片农田),不适合修建革命公墓。
余清新手搭凉棚观看四周时,意外发现山脚下有片树林,特意问身边的人:
“那是什么地方?”
周围的人告诉他:
“那是八宝山,有房子的地方是褒忠护国寺,不过当地人都叫它太监庙,那里面住的都是以前从宫里逃出来的太监。”
一听工作人员如此说,吴晗也来了兴趣,主动提出:
“要不我们过去看看?”
一行人下山后,直奔褒忠护国寺。
三
值得一提的是,革命公墓筹建小组一开始的确是考虑过褒忠护国寺,但主要有两个顾虑:
一、这里是一群太监住的地方,有不少太监的墓葬群,说出去似乎不太好听;
二、搬迁工作比较复杂。
吴晗到褒忠护国寺的时候,信修明恰好不在寺内,一行人在寺里太监的陪同下,里面走了一圈,发现此地的确有他独到之处,不仅环境清幽,而且地势平坦,更重要的是,不用占太多农田。
一行人里里外外考察了一圈,都对这里的环境很满意,吴晗也下定了决心,要在这里建革命公墓。
不过,首先一个必要的工作,就是要安置庙里的太监。
信修明当然不同意,对于他以及寺庙里的人来说,褒忠护国寺是他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,是个比生命还重要的地方,如何能轻易让出去。
第二天,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上门商量解决办法,信修明话里话外都是夹枪带棒的。
“护国寺归我们代代相传,政府要占用怕不妥吧?”
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法律规定,国家享有所有土地的使用权,来人也很客气的对信修明解释了这一点,并告诉他:
“我们来这儿就是希望事情有个双方都满意的结果。至于你和其他人的生活安置问题,政府也有考虑,并且保证你们的生活水平不下降。这一点请你们放心,我们人民政府是说话算话的。希望你能配合政府工作,服从安排。”
信修明脸色很难看,他从心底里就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,毕竟这里经过他十多年经营,占地有数百亩,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财产。
回去以后,信修明鼓动庙里的太监,让大伙一起反对,甚至还故意造声势称:
“政府要把你们所有的东西没收,人全都赶到农村去。”
这下庙里所有人都不干了,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地方,国家又不负责照顾他们,届时该如何生存。
第二天,筹备组工作人员一上门,就立刻被庙里的太监围了上来,甚至在大殿里就哭喊起来:
“天啊,这是逼我上绝路吗?”
你们凭什么占用我们的地方?这儿是皇上赏赐给我们的,换什么朝代也不能坏了朝廷的规矩!”
“我们就靠这儿为生,你们占了,我们吃啥喝啥?喝西北风去啊?”
“我们就不走,看他们咋办!”
当然,无论信修明如何举动,他的行为本身是可以理解的。
筹备组的工作人员对此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,挨个劝说每个人,吴晗在派出工作人员时,也曾嘱咐他们:
“一定要尊重礼遇这些太监,他们也是穷苦人出身,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,也是新社会的一员,千万不能伤了他们的感情。”
当然,国家是不会不管他们的生活的,在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以后,庙里所有的太监几乎都想通了,甚至开始主动配合筹备组工作人员工作。
信修明后来也傻眼了,无奈之下只能同意此事,当然他所提出的条件基本上都得到了满足,在闹下去也于事无补。
1950年4月,北京市政府正式报请国务院批准修建北京市革命公墓。
也就是在这一年,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任弼时因积劳成疾,不幸去世,根据中央决定,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,任弼时也成为第一个被葬在八宝山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。
任弼时的墓也被称为是“八宝山第一墓”。
八宝山革命公墓此后数年又经历过几次扩建,时至今日,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